有群无己指的是在伦理道德上追求因他者而确立生存意义以及为他者而尽责。

因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客观真理性的法理基础。第二，它们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国家的主观愿望，而是基于社会历史客观规律而对人类物种来说的客观价值。

独立主权国家是自己的主人，否则就违背了国际关系民主的自然法权。（一）康德用自然法权建立永久和平的启示17-18世纪西方出现一批古典自然法学派的思想家，从霍布斯、洛克、卢梭、孟德斯鸠，一直到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这表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个概念，不仅仅是关于人类物种生存的共同价值，而且同时构成了人类得以永久生存的自然法权，是人类这一物种的安身立命之本。应该用同一把尺来衡量各民族国家的同一生存行为以及彼此构成的国际关系行为，这是一条直接享有的自然法权。如果世界历史只有一个民族国家，那就不存在正义的问题。

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为自然法权的理论根据人类这一物种和其他物种的区别在于，人既具有自然生命，又具有精神生命。因此，这些价值绝不是出自某一民族国家的主观愿望，相反，它必须具有客观真理性。由此可见，在AI驱动的现代化新阶段，寻找法律公正程序与技术公正程序的最佳组合，将成为数字化法治的主要内涵。

第三阶段是自西汉以后。对于大多数普通公民而言，法律是抽象的，往往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案件的审判来感受法律和公平正义的存在。1985年，历史学家余英时出版《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将诸如此类的讨论和争议提升到知识考古和实证分析的高度。我们编纂民法典应当以民法通则为基础，以德国式的概念体系和权利体系为基础。

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府，在改变力量对比方面跃跃欲试的动机都可能被放大，于是增大了大民主（在司法领域表现为超当事人主义）或强权力（在司法领域表现为超职权主义）极端化风险。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将形成韦伯和昂格尔根本未曾预见到的某种崭新的法律生态及法治范式。

但不同的是，日本的精英阶层已经就采取脱亚入欧方式推进现代化达成基本共识，但中国的精英阶层仍然对传统文化和制度保持着高度自信。韦伯把它称为迷信的、非理性的巫术之园。也就是说，这次向国际社会接轨的法律变革有一个重要特征，即采取了双轨制（two-track model）：首先在经济特区等部分地域或涉外经济法等部分领域引进或制定新的规则，然后让新的秩序原理以此为据点向其他地域或领域逐渐渗透。在韦伯看来，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合理化源于两种力量的推动。

清末的严复和章太炎等人还提出过建立涉外法域的构想，因而这种内外不同轨的状态也不足为奇。而自然法的观念和理论起源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及其张力，起源于具有超越性的宗教与多种多样的文化体验之间竞争的构图。在1910年9月1日开始审议《大清新刑律草案》时，爆发了礼教派与法理派的激烈争论，法理派在不断搬出儒学经典和古代制度作为凭证之余才得以险胜。特别是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一扫移植西欧现代法律制度的思想障碍。

但不得不指出，这里实际上存在一个预设：所有的国家都可以明确地划分出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前者野蛮，后者文明，并且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一系列二分法（残酷与人道、隐秘与公开、身份与契约、恣意与程序、管制与自由、独裁与民主）。透过民法典编纂和审判独立原则之确立这两个典型，可观察到把多元性和关系性嵌入潘德克顿系统以及通过功能替代物和因势利导的助推措施拉动司法改革等现象。

在这里，秩序形成机制类似经济学上蛛网定理（Cobweb Theorem）的分析模型，可以区分为收敛型和发散型。概括为一个更简洁的表述，即正当的强制。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中观察到制度创新的重要契机。毋庸讳言，在1978年的依法治国宣言中，还没有明确提出承认规范的普遍性、关注程序公正、促进司法活动的专业化和精密化、尊重人权、限制政府权力等概念。在他的早期著作中，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韦伯理论对昂格尔的明显影响。由此可见，要使国家和法律秩序具有合理性，一方面必须对传统的宗教和伦理价值体系进行祛魅，另一方面让个人从复杂纠缠的共同体身份关系中脱嵌。上述司法改革举措能否形成合力并产生效果，归根结底还是要靠程序公正。重新诠释儒家伦理以及文化、制度对社会发展的正反馈机制，遂逐渐成为相关研究的新潮流，甚至俨然呈现出儒家文艺复兴盛况。

西汉时期，通过儒士解释法律，通过司法执法人员的循吏化，这两种迥异的学说被强扭结合，形成一种奇妙的动态场域。除了韦伯之问以外，考虑中国的法制现代化问题，也有必要认真对待比较法学理论上以中国为研究典型的昂格尔之问。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数字信息技术通过全程留痕、规则嵌入系统等方式，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有效落实现代法治构想，但也提出了如何制约算法利维坦的新课题。1985年之后，中国终于开始掀起研究及批判性审视韦伯理论的热潮。

上世纪五十年代很短的几年里，中国政府曾推进苏维埃式法制化，当然这也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现代法律体系继受。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势必采取不同的路线和步骤，呈现出与西欧模式有所不同的特色。

四、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标志的民法典和审判独立（一）多元性和关系性嵌入的民法复杂系统正是在改革与开放时代多元互动、渐进演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作为个人权利宪章的中国民法典的制定采取了单行法各个突破、规范群分别进化的立法方式，造成了学说汇纂式（Pandekten，潘德克顿）现代私法体系在中国既有建构、同时也有解构的独特景观。同一年，德国学者舒卢赫塔（W. Schuluchter）编著的《韦伯关于儒教和道教的研究》在法兰克福出版，其影响远超汉学研究的藩篱。这也正是曾席卷法社会学界的法与现代化研究运动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或实践主张。在这里，现代法治的程序正义原则也势必需要重新定义并防止被技术架空的危险。

但是，这样的一元化目标模式在东南亚、拉丁美洲以及非洲的法与发展的实践中遭遇到挫折甚至危机，导致该运动的思想领袖大卫·楚贝克（David M. Trubek）和马克·噶兰特（Marc Galanter）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表具有强烈冲击力的自我反省论文，进而引发了从一元到多元的方向性转折。另外，阿马逖亚·森（Amartya Sen）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而提倡权源方法，通过直接的政府支付与借助市场交换获取资源的分类，不仅推进了关于调整权利供给和资产组合的认识，而且提示了在直接权源和交换权源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开拓资格权源交易的可能性这一选项。

因此，群体多元主义社会更重视中立的、合理的法律规则体系，以便公平分配权力和适当调整不同群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因此，清末的法制改革不得不采取托古改制的方式。

韦伯还注意到，在西欧受到高度重视的各种民商事法（私法）规定，在中国法律中极少（如果有的话，也是间接性的），也缺乏保障个人自由权的观念。循此线索，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内涵分为四个阶段或类型进行比较分析。

尽管韦伯没有访问过中国，但他对中国抱有极其浓厚的兴趣，并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发表了一些重要论述，至少提出了若干值得反复推敲的问题。在他看来，所谓法制现代化，就是要加强法律的理性（特别是形式合理性）和可预测性，保护个人自由。 摘要：以韦伯和昂格尔的设问为线索，回溯法制现代化运动的目标模式，有助于总结和反思中国社会与制度变迁的实践经验。他自己经过思考和追究，认为这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主义精神所需的特殊心态。

固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郑太朴等人曾经翻译过韦伯的《经济史》，孙本文等社会学者也曾经探讨过韦伯的社会理论，但却并没有在学界激起波澜。由此可见，符合司法规律的责任制必须以抗辩和论证为抓手。

从民法学理论的观点来看，把再分配的契机嵌入物权形态之中的规范现象是容许政策思考的，而与资格有关的权源本身的交易现象则可以创造出集体所有制新的组合样式。但是也需要看到，数字化技术的全覆盖及其对社会的管理，也会引发算法利维坦的风险和社会焦虑。

当代中国的司法审查可追溯到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条。当时就有中国法律家指出实施新法的困难，后来很多学者也承认民国时期的立法与社会现实脱节，在辽阔的农村地域几乎没有执行。